浅谈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适用

文/陈少江


在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责令改正这一行政管理手段已被相当一部分法律法规赋予有关行政机关在管理公共事务或履行职责中行使。作为一种常用的重要行政管理手段，责令改正具有灵活性、可操作性强等特点，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准确界定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确保合法适用责令改正对行政机关推进依法行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对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展开探讨，认为“责令改正”是一种行政命令。

一、责令改正的定义

学术界对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一直存在分歧，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适用也存在着差异有的认为责令改正是行政处罚，包括“新罚种”说、“申诫罚”说等；有的认为责令改正是行政强制措施。笔者认为，责令改正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是行政强制措施，责令改正是一种对特定行政相对人作出的行政命令。这里强调“特定”主要是在于区别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命令（抽象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是指行政主体依法作出要求违法行为人停止和纠正违法行为的行政行为。

责令改正的特征有：（1）作出责令改正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2）责令改正的对象是违法行为人，即违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3）责令改正的作出以行政相对人违法为前提。（4）责令改正是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或依职权作出。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上规定的强制性义务、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的一种行政惩戒措施。行政处罚与责令改正的区别主要有：（1）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惩罚性是行政处罚的基本特征。责令改正的目的在于制止和纠正违法行为，不具有惩罚性。（2）行政处罚的作出除特殊情况外需要遵循立案、调查、取证、决定、告知等严格的法定程序，而作出责令改正程序相对较为简单。另外，从行政处罚的立法上看，首先《行政处罚法》设定的行政处罚种类未纳入“责令改正”这一罚种；其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从而可以推定“责令改正”不是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维护行政管理秩序，预防、制止社会危害事件或者违法行为的发生，依照法律规定，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人身、行为及财产进行临时处置的限权性强制行为。责令改正与行政强制措施都是具有约束力的行政行为，但是二者有明显区别：（1）强制性不同。行政强制措施直接表现为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当事人作为或不作为，责令改正是以行政命令的要求当事人纠正或停止违法行为，不具直接强制性。（2）部份行政强制措施不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作出责令改正必须以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

二、责令改正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一）责令改正与警告。虽然责令改正与警告都有警示的功能，但两者也是有区别的。“警告”属于行政处罚中的申诫罚，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必须遵循“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原则，即无法律明文规定不可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责令改正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设定作出，在法律法规未明确对违法行为作出处理的规定时，也可依职权作出。

（二）责令改正与责令停产停业。责令改正是要求行政相对人停止或纠正违法行为，责令停产停业是限制或制止行政相对人停止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直接处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本质上，责令停产停业是行政处罚，与责令改正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三、责令改正的适用

（一）作出责令改正的条件

1、行为人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2、法律、法规、规章有明确授权由行政机关对某一违法行为给予责令改正或法律、法规、规章虽未明确规定，但依法属于行政机关职权管辖的范围。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同时，也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二）实践中适用责令改正应注意的问题

1、作出责令改正的期限问题。现行质量法律、法规、规章一般未对责令改正的期限作出规定，实际工作中，法律、法规、规章对责令改正期限有作出规定的，应按规定来确定改正的期限，法律、法规、规章未明确改正期限的，应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确定责令改正的期限，可以当场改正的，应当当场改正。需要一定期限改正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改正期限。

2、作出责令改正的形式问题。理论上，责令改正可以口头也可以书面形式作出，但是口头形式不利用证据的固定保存，容易引起争议，因此建议责令改正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特别是对部份将责令改正作为行政处罚的前置性行政行为的，更应以书面形式作出，避免后续的行政处罚因无程序证据而处于被动。

3、作出责令改正的程序问题。责令改正虽没有像实施行政处罚一样设置了严格的程序，但是作出责令改正也应当遵循一般的行政监督管理程序，即表明身份、进行检查、指出问题、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下达通知书、签字确认等等。

4、《责令改正通知书》表述的问题。《责令改正通知书》中表述的内容应是责令当事人停止或纠正违法行为的意思表示，及未在限定期限内改正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避免将责令改正表述为行政处罚、要求当事人行使其享有的权利或者其他行政行为。


　　【内容提要】当下，人民法院对有争议的初次离婚诉求，调解不成，一般判决不予离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生效6个月后再次提起诉讼的，如仍调解不成，除有证据证明存在不宜判决离婚的情形时，人民法院一般判决准予其离婚。此即所谓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本文通过对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正当性和实效性的探析，明确其在离婚诉讼中适用的妥当性。

　　【关键词】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正当性、实效性


　　以下正文：

　　一、法律实务中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婚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因为“感情确已破裂” 作为准予离婚的唯一法定理由，所以其排除了当事人有过错、不能调解和好等其他原因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1]另外从审判实践来看，不能调解和好而判决不准离婚的婚姻未必走向解体。与此同时，“感情确已破裂”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还是要根据离婚纠纷案件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虽然《婚姻法》及实务中规定了四种离婚的法定情形：重婚或有配偶者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但是由于取证困难，原告虽然在诉状中加以陈述，但是在庭审中难以提供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因此也难以支持其要求离婚的诉请。

　　笔者通过对乐山市夹江县人民法院2012年审结的离婚案件分析发现，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来看，主要有原被告及子女身份资料、结婚证、亲朋好友证言，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能够直接证明离婚的法定情形的证据材料，所以承办法官一般采用常见做法：对原告（不论是否有过错）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如被告同意离婚，则调解或判决准予离婚；如被告不同意离婚，且无充分证据证明存在离婚的法定情形，则一般判决不准予离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超过法定期限（一般为6个月）后，当事人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在不存在例外情形时，人民法院一般准予其离婚。[2]本文称之为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在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未作规定，学术界也缺少深入的探讨，但在司法实务中却被采纳，这是因为其不仅存在合法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而且对婚姻法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更对离婚诉讼民事审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其合法性系法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32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7款的创造性运用，其合理性系离婚诉讼当事人借助该规则所制造的和解期能够克服感情破裂的举证障碍，而法官则借助其降低判断当事人之间感情破裂的难度。[3]

　　二、渗透在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中的正当性

　　规则的正当性是指规则的存在及应用为什么是合法的，结果为什么是合理的，规则的正当性又可以称为规则的合法理性，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也有其正当性。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法性在于由于离婚诉讼中对“感情确已破裂”的举证困难，法官往往会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7款的规定来应对离婚诉讼中事实认定困难的尴尬。[4]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7款的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告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仔细推敲这一规定可以得到如下两个重要信息：其一，对于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案件，在有新情况或者新理由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其再次起诉的请求；其二，对于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原告在6个月之后起诉的，人民法院亦应当受理。基于《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7款所蕴含的第二项信息，离婚诉讼当事人第二次提起诉讼，完全符合既有法律规范的要求，并无任何违法之嫌。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合理性在于离婚诉讼的司法实践通常涉及法官进行现场调查并进行主动调解，以达到调解和好或调解离婚的目的。[5]易言之，法官应当尽力对夫妻双方进行调解，多数离婚案件应当在调解阶段终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离婚案件都能以调解方式结案，尤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离婚案件大量涉及到各类经济纠纷的情况，即便法官基于办理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考虑，穷尽一切合法的办法促使双方当事人调解，但也存在难以调解的情形，根据对本院法官的离婚案件的审判实践研究分析，笔者发现逾三成的离婚案件第一次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原因在于对婚后财产的分割意见不一致，甚至有被告当庭表示要同意离婚可以，除非原告净身出户即放弃婚后财产的分割权。而此时由于并没有证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证据，法官并不能因此判决离婚。因此，法官对于有争议的离婚诉讼，第一次判决不准予离婚，在6个月后如果原告再次起诉，这至少能够证明原被告在这段时间仍然没有搞好夫妻关系，夫妻感情修复困难，此时再判决离婚，更合理。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之产生在离婚诉讼中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同时，该规则本身与既有法律规范体系完全相容，并非法官的凭空创造，因而并无违法之处，既符合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也不违反“自由是相对的”的法理。[6]因此，基于回应现实需求之目的，对于结合既有法律规范所创设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我们应当发现其合法理性，承认其正当性。

　　三、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对理论与实践产生的实效

　　实践是认识来源与动力，离婚案件的审判实践突显出了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实践意义；而实践到认识，认识到实践是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理性的认识。二次离婚诉讼的审判研究突显出了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审判实践和研究对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呼唤进一步印证了其存在的实效性。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实践意义在于对于存在争议的离婚请求，主审法官第一次会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或者动员当事人撤诉，告知双方6个月后可以再行起诉，离婚诉讼当事人6个月后未和好再诉至人民法院的，除存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法院判决准予离婚。这种做法在第一次维持了夫妻关系，不会形成错案导致难以挽回的法律后果，既没有违背法律的规定，又可以给当事人一次机会，若婚姻关系果真无法维系，当事人自然会再次起诉，到时再判离婚有了第一次判决不准予离婚和6个月和解期作为基础，既符合各地法官在审判离婚案件中放在案头的座右铭“宁拆十座坟，不拆一桩婚”，又符合《婚姻法》结婚自愿、离婚自由基本原则的总体导向，不会出现久调不判、久判不离的现象，当然结论也更为妥当。

　　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的理论研究意义在于在我国采取离婚限制主义的法律环境下，法官作出离婚判决都十分谨慎。[7]但是对于一方当事人坚持要求离婚的案件，法院又不能久调不判，所以在离婚案件双方当事人都只有陈述或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法官如何判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又用何种证据与双方当事人的言词证据结合来形成判断，值得理论探讨。[8]离婚法律关系作为人身性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通常还会涉及财产，这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形成、变更、消灭不能违背民法自由的基本原则，但是为了维护家庭及社会的稳定，其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如何给这种自由以合法合理的空间，现行法律并无明确规定，但是6个月的再次起诉期限却将这种空间隐含其中，这种空间既给予了原告与被告的和解期，又没有限制双方保持婚姻和接触婚姻的自由，符合了民法自由的基本原则，又不失其作为人身性法律关系的特殊性。[9]在这种空间的基础上，法官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对法理和现行的法律规则的正确理解，形成的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对处理类似人身性法律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四、结语　

　　理论创新是实践变革的先导，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作为审判实践中的法官经验，是凝结的法官智慧。从法律规则的正当性上看，二次离婚诉讼审判规则既保障了婚姻自由，又彰显了自由权行使的正当性；从法律的实效性上看，其隐含的和解期间为当事人婚姻自主权的行使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正符合了离婚诉讼审判实践的目的：挽救可以挽救的婚姻，但绝不以法律之名束缚婚姻。

　　
参考文献：

[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法〔民〕发〔1989〕38号。

[2]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规定》，〔2001〕政组字第84号。

[3]巫昌祯：《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7款。

[5]夏吟兰：民法亲属编离婚制度之探讨[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