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诉法修改后少年刑诉制度的抉择

肖建国

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是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重大成果。然而，由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刑诉法改革的内容主要涉及的是刑诉中的共性程序，反映和揭示的是刑诉中的最基本的规律，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特殊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所以，在学习和贯彻执行新刑诉法时，各方面对如何正确看待前一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探索成果和发展前景，难免会产生种种模糊认识和看法。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正面临着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期，所有关注少年健康成长和从事少年司法工作的同志，都应该主动接受挑战，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少年司法制度。
一、少年刑诉特性是少年刑诉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

在诉讼理论上，刑事诉讼程序有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之分。由于有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他们的身心状况有别于成年人，因此，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少年案件审理中的特殊性，并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少年刑诉工作的特别审理程序。无论是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的问世，还是我国少年法庭的建立和少年司法工作体系的初步形成，都是建立在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基础之上的。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刑诉法修正后少年司法制度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的问题，其实质同样涉及到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性问题。现在，新的刑诉法中规定的适用于少年案件的特殊程序不多，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少年刑诉的特性，不从司法实践中形成不同于普通刑事司法程序的一整套特有程序，那么，经过十年创建起来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就有夭折的可能。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对少年刑诉特性的认识及把理性的认识贯彻于实际操作过程中去。

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产物。人们对其的认识及其在实践中的把握和运用，都不过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果。科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在一定的社会和教育条件下，少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必然会形成相应的身心发展特征，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的。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少年，更需要社会的关心，同样也更需要法律的保护。在少年因环境和教育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这种关心和保护对于少年的改过自新和保持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这一认识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得到认可，并导致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少年法庭法》的诞生，以及二十世纪以来国际社会普遍推行的少年司法运动。198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实际上是国际社会对少年司法特性的最新和最充分的肯定。

毫无疑问，少年刑事诉讼是以少年身心特征为基点的。只要有少年身心特征的存在，就必然要求形成相应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当今少年身心特征是不是那么明显，需不需要有专门的少年诉讼程序。如果我们把少年和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放到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下去研究，就会看到，改革和建设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道德伦理、法制以及人们的心理诸方面都产生了极其广泛、全面、深刻的影响，少年的身心特征势必会发生变化和有时代的特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年轻的一代身体发育加快，身体成熟相对提前与社会成熟较晚之间的不协调已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为此有两方面的情况需要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一是在不良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少年因其身心特征，容易受到外界的腐蚀和毒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少年犯罪固然有不可推卸的个人因素，但更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责任，对犯罪少年的处理，应该采取较为宽恕的法律标准和符合其身心特征的审理方式；二是少年可塑性强，如果社会能够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他们将会比成年犯罪人更容易矫治。反之，就不利于少年回归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大量的案例都雄辩地证明，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消除或减弱少年身心特征，因此，建立在少年身心特征基础之上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应该予以保留和发展。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保留和发展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不仅符合少年的身心特征，有利于少年的成长，而且有利于家庭的幸福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任何怀疑少年刑事诉讼特性以及反对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探索的认识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二、刑诉法改革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

应该承认，1979年我国在制定刑诉法过程中，就已经注意到少年刑诉的特性，并作出某些具体规定，例如：少年案件不公开和一般不公开审理（第110条）；应当为少年被告人指定辨护人（第27条）；
在讯问和审理少年被告人时，可以通知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到场（第10条）；等等。这些适用于少年案件审理的制度和方法，经过多年司法实践的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对此，刑诉法修正中基本上仍然予以保留。但能不能说，我国的少年刑诉特别程序已经很完善了呢？笔者认为未必如此，其理由是：

首先，国际社会少年刑诉程序的发展表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单凭少年刑事实体法的规定或依其作出的裁决，是不可能达到少年刑事实体法的目标和任务的。因为任何少年刑事实体法的实施，需要有一个使之实现的过程、手续或方法，这就必须有少年刑事程序法的助成。少年刑事程序法除了有专门的原则之外，还针对少年案件一般要经历的立案、预审、起诉、审理和执行等诉讼阶段，作出了范围极其广泛的规定，其中尤以专门的审理机构和专业官员、特别的诉讼权利、广泛的犯罪背景调查、简便的审理方式、有限制的强制措施等为重要，按照《北京规则》要求：“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应允许少年参与诉讼程序，并且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实际上揭示了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诉讼中的少年保护优先的原则；此外，我国还发展了国际社会关于少年刑事诉讼的思想，提出了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探索，不仅吸取了国外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而且有自己的创造，有自己的特色。由此可见，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国现有的诉讼法还不可能全部概括，发展的前景很广阔，我们应当在现有的刑诉法中作出更加明确、全面的规定（国外一般设专门章节予以规定），抑或制定专门的少年刑事诉讼法。

其次，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在许多方面发展了少年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少年刑事诉讼特性的核心，即少年刑事诉讼区别于普通刑事诉讼的内在根据，就在于对少年违法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国十年来的探索实际上是在诉讼程序方面寻找出贯彻这一方针和原则的载体。从已经得到理论界和司法界公认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看，我国不仅吸收了国外少年司法制度中的科学程序和做法，而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和前进，例如，审理机构的专门化和特邀陪审员制度、社会调查制度、寓教于审制度、“司法一条龙”制度、综合治理制度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这次刑诉法修正中没有被采纳。但这并不能否定十年的探索，也并不是说修正后的刑诉法已完美无缺，我们可以终止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探索。当前，一方面，世纪之交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少年的成长寄予很高的期望；另一方面，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不尽理想，少年违法犯罪仍在增多。单纯的惩治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正确的做法是对那些失足的少年，继续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不仅前一阶段的成果要继续保留，还要对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探索，通过实践形成更多的、成熟的经验和做法，以便能早日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和制度。

另外，刑诉法改革为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基础。这次刑诉法的修正，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刑诉法的指导思想的变化。笔者认为，刑诉法的修正形式是很具体的，但从反映的内在的本质看，是很深刻的，那就是在刑诉法的修正中贯穿了一条主线，即在保证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刑诉法就是在这样一种新的理性认识下作出具体的修正的，它同时也为今后少年刑事诉讼程序的探索，指明了方向。我们应该把握这次刑诉法修正的本质，把刑诉法修正中的指导思想运用于探索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中去，这样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殊现象和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今后我国少年刑诉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应该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为立法提供实践依据。从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今后的探索除了要继续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外，还应该围绕怎样才能“在保障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怎样才能“在明确各诉讼主体职责分工的同时，加强对诉讼主体的制约和监督”来开展。

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创建是以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入手的，无论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少年诉讼程序法建设要早于和快于少年刑事实体法建设。目前，刑诉法的修正为我们发展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一种传统的、已接受的思维模式去不断探索，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少年司法制度的新的理论框架和诉讼程序。修正后的刑诉法只解决了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而不可能揭示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唯有在对刑事诉讼中的共性问题的了解和掌握基础之上，对少年刑事诉讼中的个性问题加以深入的研究，通过深入事物的内部，弄清它的内部结构，了解它的基本特征，掌握它的内部联系，最终方能把握它的规律性，这样才真正有助于我国少年刑事诉讼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三、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的实际操作

我们认为，刑诉法的修正是历史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又是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刑诉法修正的事实表明，新的刑诉法没有解决少年刑事诉讼的特性，故对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决不应该停止。当前，我们应该在学习和贯彻落实新刑诉法的同时，把少年刑诉特别程序的探索结合进去，力争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探索，并为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以加快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设。在此，笔者对刑诉法改革后少年刑诉特别程序探索过程中如何实际操作和把握问题，提几点看法：

一是对刑诉法修正的指导思想要很好理解，要运用好修正后的刑诉法的有关规定，更好地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原则。我们除了要切实严格按照刑诉法办案之外，还要看到，修正后的刑诉法中的有关规定为少年案件审理中寓教于审提供了可能。这里略举一例：少年案件大多数是量刑在三年以下的刑事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简易程序由于其特殊的审理形式，非常符合少年的身心特点。少年案件的审理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迅速简约原则，这是因为，少年案件在诉讼中愈是过份讲究形式的规范，愈会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在诉讼阶段停留的时间愈长，愈可能受到其他同监人的危害。我们在办理少年案件时，要力求使少年案件的简易程序能有特色。必须指出，少年案件强调“简易”，但不能放弃教育感化工作，不能忽视少年特殊诉讼权利的保护。根据具体的案件，使每个适用简易程序的少年案件都能在合适的氛围下进行审理，都能开展针对性的教育感化工作，这就必然会大大提高办案的质量。

二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决定，但在有关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的，应重新分析研究，决定取舍。少年司法实践的发展，形成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促使一些司法解释的问世。随着刑诉法的端正，这些司法解释是否符合新刑诉法的规定，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这些司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仍然是正确的，是符合新刑诉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多数具体的规定也是可以继续适用的。但有些规定值得深入研讨。例如，在少年案件中实行的全面社会调查制度，构成了少年案件审理的特色。它是在查明犯罪事实的同时，特别强调对少年生理心理特征、成长的经历、违法犯罪的原因和条件、家庭和学校以及社会的背景等进行调查，根据社会调查的材料，开展针对性的寓教于审工作和科学的定罪量刑。但社会调查究竟应该是诉前的调查，还是审前的调查；调查的主体究竟是法院，还是检察院、公安机关，乃至于社会团体；调查的内容和形式应该如何把握；调查结果是否应该在开庭时宣读和质证；等等，都应该继续加强研究；又如，寓教于审必须贯穿办案的始终，还有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教育阶段。如果庭审教育作为一个特定的阶段必须保留的话，是放在宣判前进行，还是放在宣判时进行，或者放在宣判后进行。类似这些方面，新的刑诉法虽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我们可以从修改刑诉法的指导思想中得到启迪。

三是对那些虽未在新刑诉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但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且与新刑诉法不违背的，应继续大胆探索。没有探索精神，就不能认识新事物及其规律，就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今天，更不会有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我们常讲要维护法制的严肃性，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案，但作为改革之中的中国社会和法制，特别是在创建过程中的少年司法制度，没有开拓创新是不行的。应该承认，这几年来我们坚持了探索精神，有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得看到，我们的前进步伐还不快。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法律的范围内加大探索的步伐。随着新刑诉法的施行，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例如：起诉书和公诉词等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诉讼权利；少年受害人和证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少年案件审理中的法律监督；公安司法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围和途径；等等。通过探索来推进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是我们对社会、对历史的最大的责任。
中国政府 科威特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威特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威特国政府（以下总称缔约国，个别称缔约一国），
　　愿为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特别是为缔约一国投资者到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认识到依照国际协定鼓励和相互保护此种投资将有助于激励经营的积极性和增进两国的繁荣；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义
　　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应包括缔约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在本协定生效之前或之后依照缔约另一国的法律和法规在该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所投入的各种资产。除上述一般概念之外，“投资”一词应包括：
　　（一）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其它物权，如抵押权、留置权、质权、用益权和其它类似权利；
　　（二）公司的股份、股票和债券或该类公司中的其它权利或权益；缔约一国或其自然人或法人发行的贷款和债券以及为再投资而留存的收益；
　　（三）与投资有关的金钱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版权、商标、专利和其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商名和商誉；
　　（五）由法律或合同所赋予的权利以及依法获得的特许和许可。
　　所投资产形式的变更不影响其作为投资的性质，但该种变更不得与最初的投资许可相违背。
　　二、“投资者”一词，系指在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投资的缔约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
　　三、“自然人”一词，系指依照缔约任何一国法律持有其国籍的自然人。
　　四、“法人”一词，系指在缔约任何一国领土内，根据该国法律设立并被认为是法人的任何实体，如公共机构、机关、公司、基金会、会社、发展基金会、企业、合作社、协会、社团和类似实体，以及私人的公司、商号、合伙、集团和组织，而不论其责任是否有限。
　　如果缔约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在第三国领土内设立的某法人中拥有利益，该法人在缔约另一国投资时，应被视为缔约一国的法人，但本条本款只有在该第三国无权或放弃对上述法人的保护时，方能适用。
　　五、“收益”一词，系指投资所产生的款项，主要是：利润、利息、资本所得、股息、提成费或酬金。
　　六、“东道国政府”一词，系指缔约一国的政府，在该国领土和海域内已经或将要进行有关的投资。
　　七、“海域”系指缔约国根据国际法行使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海区或海底区域。

　　第二条　促进和保护投资
　　一、缔约各国应鼓励缔约另一国投资者在其领土和海域内投资，为之创造良好条件，并应运用其法律授予的权力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各国在任何时候都应保证给予缔约另一国投资者的投资和收益以公正和公平的待遇。缔约各国应依据其法律和法规保证缔约另一国投资者对在其领土和海域内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有或处分不受任何不合理或歧视性措施的约束或损害。缔约各国应恪守其在批准缔约另一国投资者投资的文件中或已批准的缔约另一国投资者的投资合同中可能承担的义务。
　　三、缔约国应定期就各自领土和海域内各经济领域的投资机会进行磋商，以确定对缔约两国最为有利的投资领域，并根据缔约两国随时商定的范围、条款和条件，给此种投资以适当的便利、激励和其它形式的鼓励。

　　第三条　最惠国条款
　　一、缔约各国在其领土和海域内应给予缔约另一国投资者的投资及收益不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及收益的待遇。
　　二、缔约各国在其领土和海域内应给予缔约另一国投资者有关投资的管理、维持、使用、享有或处分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但本条或第二条不应被解释为缔约一国有法律义务将其因参加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任何其他完全或主要与税收有关的协定或安排或任何与资本流动有关的地区性或分地区性安排，而可能给予其它国家的投资者的任何优惠待遇、特惠或特权扩展至缔约另一国的投资者。

　　第四条　损害或损失的补偿
　　一、缔约一国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的投资，因该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发生战争或其它武装冲突、全国紧急状态、叛乱、骚乱或暴乱而受到损失，缔约另一国在采取有关补偿性措施方面给予缔约一国投资者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二、在不损害本条第一款的情况下，缔约一国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所遭受的损害或损失是由于：
　　（一）该国军队或当局征用其财产；
　　（二）该国军队或当局非因战斗行动或情势必需毁坏了其财产。
　　则在财产被征用期间或因财产被毁坏而导致的损害与损失，应得到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的补偿。由此而发生的款项应以可兑换的货币支付并能自由转移。

　　第五条　国有化、征收或类似措施
　　一、（一）缔约任何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的投资非因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有效法律发布命令不得被查封、没收或被采取类似措施。
　　（二）只有为了缔约一国国家利益的公共目的、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并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和根据普遍适用的国内法律，缔约一国方能对其领土和海域内的缔约另一国的自然人和法人的投资实行国有化、征收或采取具有类似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的措施。
　　（三）补偿应按征收决定公布或为公众知道前一刻投资的市场价值为基础计算。若市场价值不易确定，补偿应根据公认的估价原则和公平的原则确定，尤其应把投入的资本、折旧、已汇回的资本、更新价值和其它有关因素考虑在内。补偿应包括从征收之日至支付之日按初始投资所用货币适用的通用利率计算的利息。投资者和东道国就补偿款额的确定不能达成协议，应提交仲裁。最终确定的补偿款额应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向投资者支付和允许汇回，并不得不适当的拖延。
　　（四）当缔约一国对在其领土内按其有效法律而建立或特许的公司、商号或其它商业社团或商业团体的资产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时，如缔约另一国的自然人或法人在其中拥有股份、股票、债券或其它权利或利益，则应保证其得到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的公平合理的补偿，并允许汇回。补偿应按国有化或征收决定公布或为公众知道前一刻公认的估价原则如市场价值为基础来确定。补偿应包括自征收之日至支付之日以初始投资所用货币适用的通用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同样适用于投资的经常性收益和清算时的清算所得。

　　第六条　投资和收益的汇回
　　一、缔约任何一国应依照其法律和法规允许以任何可兑换的货币转移下列款项，并不应不适当地拖延：
　　（一）缔约另一国投资者投资所产生的纯利、股息、提成费、技术援助和技术服务费、利息和其它收益；
　　（二）缔约另一国投资者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所得；
　　（三）为缔约双方认作投资的贷款的偿还款项；
　　（四）被允许在其领土和海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工作的缔约另一国的国民及其雇员的收入。
　　二、在不限制本协定第五条一般原则的情况下，缔约国承诺对本条第一款所述的转移给予与第三国投资者来源于投资的转移以相同的待遇。
　　三、在本协定内，汇率应依照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致的官方汇率确定，若不存在此种汇率，则应依照对特别提款权或美元或缔约两国同意的任何其它可兑换货币的官方汇率确定。
　　四、然而，上述转移应服从东道国政府为了达到基本经济平衡，在其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之外施加不超过六个月的合理限制的权利，但在该期限内应允许汇回上述转移款的百分之五十。

　　第七条　代位
　　一、如果缔约一国（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根据其对在东道国领土和海域内的投资或部分投资提供的保险或担保向其投资者进行了支付，或以其它方式对上述投资的投资者的任何权利进行了代位，东道国应承认：
　　（一）该缔约国（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依照法律或法律行为由转让、保险或其它代位而产生的权利；
　　（二）该缔约国（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有权因代位而行使上述权利，并承担与该权利有关的义务。
　　据此，该缔约国（或其指定的代理机构）应有权根据其意愿，在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或专设法庭，主张与被代位者相同的权利或按照本协定第九条的程序将争议提交仲裁。
　　二、如果该缔约国根据代位获得任何款项，就此所享受的待遇不应低于第三国从其受保人进行类似投资活动而获得的款项的待遇。

　　第八条　投资争议的解决
　　一、缔约一国与缔约另一国投资者之间关于该投资者在缔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的投资的争议或分歧应尽可能友好解决。
　　二、如果该争议或分歧自任何一方要求友好解决之日起六个月内未能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解决，双方又未商定其它解决程序，有关投资者可选择下述一种或两种解决办法：
　　（一）向投资所在缔约国的主管行政当局或机构申诉并寻求救济；
　　（二）向投资所在缔约国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三、有关补偿款额的争议和双方同意提交仲裁的其他争议，可以提交国际仲裁庭。
　　上述国际仲裁庭应按下述方式专门设立：争议各方应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共同委派一名与缔约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仲裁庭主席。从争议一方通知另一方将争议提交仲裁之日起两个月内委派仲裁员，四个月内委派主席。
　　如果某项委派未在上款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又无其它约定，任何一方可以要求斯德哥尔摩商会国际仲裁院主席进行必要的委派。
　　仲裁庭应参考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或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自行制定仲裁程序。
　　仲裁庭应根据本协定的规定、有关的国内法、缔约两国间签订的协定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仲裁庭应在有关双方共同选定的第三国工作，如果在仲裁庭最后一名仲裁员被委派后四十五天内未能选定工作地点，则在斯德哥尔摩工作。仲裁庭由多数票作出决定。裁决应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拘束力。
　　仲裁庭作出裁决时，应陈述其法律依据，并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对其进行解释。
　　各方应负担其委派的仲裁员和其参与仲裁程序的费用。仲裁庭主席的费用及其它费用由双方平均负担。
　　四、除本条以上规定外，缔约一国投资者与投资所在缔约另一国投资者之间的争议，可以根据双方订立的仲裁条款通过国际仲裁解决。
　　五、在仲裁程序终止之前和缔约一国不遵守或不履行仲裁庭作出的裁决之前，缔约任何一国都不得通过外交途径追究已提交仲裁的事宜。

　　第九条　缔约国之间争端的解决
　　一、若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缔约国政府应努力通过谈判或调解解决。
　　二、如果争端不能如此解决，应缔约任何一国的要求，应依照本条规定提交仲裁庭。
　　三、仲裁庭应按下述方式组成：自收到仲裁要求后两个月内，缔约两国应各委派一名仲裁员，此两名仲裁员应随后推选一名第三国国民作为仲裁庭主席（以下称主席）。主席应自其它两名仲裁员委派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委派。
　　四、如果在本条第三款规定的期限内任何一方没有委派其仲裁员或委派的两名仲裁员没有就推选主席取得一致，则可以请求国际法院院长进行委派。如果院长是缔约一国的国民或因他故不能履行所述职责，应请求副院长进行委派。如果副院长也是缔约一国的国民或因他故不能履行所述职责，则应请求非缔约任何一国国民的国际法院的资深成员进行委派。
　　五、仲裁庭应以多数票作出决定。该决定应具有拘束力。缔约两国应各自负担其仲裁员和法律顾问在仲裁程序中的费用，主席及其余的费用应由缔约国双方平均分担。仲裁庭应自行决定其程序。

　　第十条　缔约国间关系
　　不论缔约两国间是否存在外交或领事关系，本协定的规定均应适用。

　　第十一条　其它规则及特别允诺的适用
　　一、若某事项既受本协定的管辖，又受缔约两国均参加的其它协定或缔约两国共同承认的法律原则或东道国法律的管辖，则本协定不得阻碍在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拥有投资的缔约一国的投资者择优适用对他更为有利的规则。
　　二、根据缔约一国对缔约另一国投资者的特别允诺而进行的投资，如果该特别允诺包含比本协定更优惠的规定，则在不损害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按照特别允诺的条件办理。

　　第十二条　生效
　　本协定应在缔约两国相互通知业已履行完毕本协定生效所需的国内程序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期限与终止
　　一、本协定有效期为二十年。除非在最初十九年满后，缔约一国将其终止本协定的意愿通知缔约另一国，则本协定将继续有效。终止的通知应在缔约另一国收到一年后生效。
　　二、在本协定终止通知生效之日前进行的投资，本协定的规定经适当调整，应自终止通知生效之日起继续有效二十年。
　　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签字人签署本协定，特此证明。
　　本协定于回历１４０６年３月１１日，即公元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科威特签署。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书就。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若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注：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科威特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姚　依　林　　　　　　　　　　　加西姆·穆罕默德·哈拉菲
　　　　（签字）　　　　　　　　　　　　　　　（签字）

　　　　　　　　　　　　　　　　议定书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威特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签字之际，双方签字人议定如下各项，作为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关于第二条：
　　缔约任何一国的投资者在东道国应有权根据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或缔约两国间的协定随时规定的范围、条款和条件，向东道国有关当局申请适当的便利、激励或其他形式的鼓励（特别包括税收的减免）。

　二、关于第三条：
　　（一）一切有关购买、销售和运输原料和辅料、能源、燃料和各种生产工具和操作工具的活动，应享受不低于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活动的待遇。凡上述活动遵守并符合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以及本协定的规定，其正常运行应不受阻碍。
　　（二）东道国应给予被批准在其领土和海域内工作的缔约一国国民适当的物质支持，以便其履行职能。
　　（三）缔约两国应根据其国内法对缔约一国国民及其雇员因在缔约另一国领土和海域内投资而提出的入境申请和关于准许居留、工作和旅行的申请给予善意的审查。

　三、关于第四条：
　　对因本协定第四条第二款所述事件引起的损失补偿所适用的非歧视性原则，应对所有投资者不分国籍同样适用。

　四、关于第五条：
　　如果初始投资为美元，则补偿应包括从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之日至支付之日以当时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计算的利息。

　五、关于第六条：
　　本协定第六条所述的转移，科威特国投资者应从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法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存款帐户中进行。
　　当科威特国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外汇进行转移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为下述转移提供外汇：
　　（一）为支付科威特国投资者与投资有关的版权、商标、专利和其他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商名以及技术援助和技术服务的款项。
　　（二）科威特国投资者的投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以及本协定第四条第二款和第五条所述的补偿款项。
　　（三）由中国银行担保的本协定第六条第一款（三）项所述的资金。
　　（四）经中国有管辖权的国家机关专项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市场销售其产品的有关科威特国投资者的投资收益。
　　（五）被允许为科威特投资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海域内的投资而工作的雇员的收入。

　六、关于第八条：
　　（一）根据本协定第八条第三款可以提交国际仲裁的争议是：甲、有关本协定第四条第二款和第五条所述补偿款额的争议；乙、缔约两国可能同意提交仲裁的其他投资争议。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包括国营公司）与科威特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应根据争议双方的仲裁条款经国际仲裁解决。国际仲裁庭所作的裁决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规得到承认并执行。
　　（三）本协定第八条应由两国政府在诚信及相互谅解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和解释，以便为缔约国投资者的投资争议的解决提供有效的程序。

　七、关于换文：
　　缔约国间所有换文应是本协定的组成部分。
　　本议定书于回历１４０６年３月１１日，即公元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科威特签署。一式两份，每份均以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书就，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若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科威特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姚　依　林　　　　　　　　　　加西姆·穆罕默德·哈拉菲
　　　　（签字）　　　　　　　　　　　　　　（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总理
姚依林先生阁下
阁下：
　　参照本日签署的科威特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我荣幸地陈述下列事项：
　　缔约两国同意，当双方均为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签字国或改变了他们关于国际调解或仲裁的作法时，缔约两国将为扩大缔约一国与缔约另一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提交国际调解或仲裁的可能性开始谈判。
　　如蒙复函确认贵国政府同意上述内容，我将不胜感谢。
　　顺致崇高敬意

　　　　　　　　　　　　　　　　　　　　　　　　　　　科威特国财经大臣
　　　　　　　　　　　　　　　　　　　　　　　　加西姆·穆罕默德·哈拉菲
　　　　　　　　　　　　　　　　　　　　　　　　　　　　（签字）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科威特国财经大臣
加西姆·穆罕默德·哈拉菲阁下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您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来函，内容如下：
　　“参照本日签署的科威特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我荣幸地陈述下列事项：
　　缔约两国同意，当双方均为一九六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华盛顿开放签字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签字国或改变了他们关于国际调解或仲裁的作法时，缔约两国将为扩大缔约一国与缔约另一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争议提交国际调解或仲裁的可能性开始谈判。”
　　我荣幸地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来函内容。
　　顺致崇高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副总理
　　　　　　　　　　　　　　　　　　　　　　　　　　　　姚　依　林
　　　　　　　　　　　　　　　　　　　　　　　　　　　　　（签字）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