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


劳动部关于劳动服务公司发展和建设中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动部


劳动服务公司自一九七九年创办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由于各级劳动部门加强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得到了迅速发展。十年来，在贯彻“三结合”就业方针，组织劳动就业，开展就业训练，吞吐调节社会劳动力和推动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为解决严重困扰
我国社会、经济的就业问题做出了贡献。当前，劳动就业工作面临许多新的困难和问题，任务十分繁重。为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解决好新形势下的城镇就业问题，必须加强和改善对劳动服务公司的领导，充分发挥劳动服务公司在劳动就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现就劳动服务公司发展和
建设中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请结合你们的实际情况研究实行。
一、劳动服务公司是贯彻“三结合”就业方针，实施劳动就业政策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经营性公司。它的基本任务是开展劳动就业服务，运用建立劳动生产基地、就业训练基地和职业介绍所等手段，吞吐、调节社会劳动力，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二、劳动部是全国的劳动服务公司的主管行政部门，劳动部劳动力管理和就业司是管理劳动服务公司的职能机构，它负责研究劳动服务公司工作的政策，拟定劳动服务公司发展规划，协调与有关部门的业务关系，对全国劳动服务公司工作进行指导、监督、检查，维护劳动服务公司履行
职责的权利，组织推动劳动服务公司系统干部培训工作。
三、各级地方劳动服务公司是各级地方劳动部门直接领导下实现劳动就业任务的工作机构，它在全面开展劳动就业服务工作的同时，负责本地区各类劳动服务公司的管理和指导。
地方劳动服务公司的机构，应当加强，不能削弱。地方劳动服务公司的规格和名称等，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暂不做统一规定。所需经费，可按照现行规定，或由地方财政列支，或实行差额补贴，有条件的也可以自收自支，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部门与同级财政部门商定。


地方劳动部门不设立与劳动服务公司职责相同的重叠机构。
四、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劳动服务公司或管理本地区劳动服务公司的机构，在省劳动厅（局）领导下，主要负责本地区劳动就业服务工作和劳动服务公司的管理工作，拟定本地区劳动服务公司发展的规划、方针和政策，对其业务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五、地、市、县（区、县级市）设立的劳动服务公司，在同级劳动部门领导下，完成以下任务：
1．对社会劳动力（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就业登记、资源统计和组织管理，全面掌握社会劳动力的资源状况；
2．举办职业介绍机构，开展劳务交流、职业介绍、信息咨询和就业指导，促进劳务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为劳动力供求双方实现相互选择提供服务；
3．举办就业训练中心，推动社会各方面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班，开展就业训练和转业训练，为求职者创造就业条件；
4．合理使用就业经费，发展集体经济，建立劳动生产基地，推动经济联合，广开就业门路，组织生产自救，为待业人员和企业富余人员提供就业岗位；
5．管理职工待业保险金的收缴、使用和发放，为待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
6．行使劳动部门赋予的其它行政职权。
六、街、镇、乡设立的劳动服务公司或劳动服务站，作为地方劳动服务公司的基层组织，可以由街、镇、乡政府部门直接领导管理，也可以作为区、县劳动服务公司的派出机构。其任务是：
1．负责社会劳动力的登记、组织、管理；
2．开办培训班，组织就业训练和转业训练；
3．广开就业门路，组织、指导待业人员就业；
4．管理直接兴办的经济实体；
5．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劳务输出提供服务。
七、行业、部门（包括大型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的管理劳动服务公司的机构，在主管部门领导下开展工作，业务上，受地方劳动服务公司指导。其主要职责是对本行业、本部门企、事业单位劳动服务公司（集体企业公司）进行协调、指导、服务，推动集体经济的发展，广开就业门路
，促进待业青年和企业富余人员的安置。
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的管理劳动服务公司的机构，负责本行业劳动服务公司发展的宏观指导工作，业务上受劳动部劳动力管理和就业司指导。
八、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兴办的劳动服务公司，一般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依法承担经济责任的经济组织。在管理体制上，受主办单位领导，业务上受所在地方劳动服务公司指导。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集体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开展就业训练和转业训练，为本单位职
工子女和富余人员创造就业条件。主办单位对所属劳动服务公司承担扶持责任，劳动服务公司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可以为主办单位承担一定的义务。双方要严格划清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
九、劳动服务公司应根据深化经济体制和劳动制度改革的进程，适应社会劳动力逐步纳入劳务市场实行竞争就业的需要，不断扩大劳动就业服务的范围。要巩固、发展已有的就业训练基地和劳动生产基地，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得随意平调上收。要进一步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国家的
优惠政策，解决好发展所需的资金、场地、物资等问题。要不断加强劳动服务公司的自身建设，健全完善规章制度，端正工作作风和经营作风。要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在保持工作人员相对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充实和调整。
基层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新建立劳动服务公司，须经过地方劳动部门批准。劳动服务公司兴办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要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发照。对于不承担组织管理和安置就业任务的“劳动服务公司”，要认真清理，不得再挂劳动服务公司的牌子。对于劳动服务公
司及其下属企业经营和工作中的违法乱纪行为，要严肃查处。
十、劳动就业工作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劳动服务公司要积极向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有关部门汇报反映情况，争取支持。各级劳动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对劳动服务公司的领导，理顺与劳动服务公司的工作联系，明确劳动服务公司的职责范围和管理权限；要着重研究发展劳
动服务公司的政策措施，规划和指导劳动服务公司的建设；要加强检查、监督和协调，为劳动服务公司卓有成效地履行职责创造条件。



1989年1月25日
浅析不安抗辩权的优缺点

刘亚利


　　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本文对《合同法》中有关不安抗辩权的规定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优点和不足。
　　不安抗辩权是指双务合同成立后，应当先履行一方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将不能履行或者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在对方没有履行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所拥有的拒绝先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大陆法系的一项传统制度，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一起，对双务合同中的先履行一方提供了法律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合同法》在承继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对传统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加以改进，在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救济方法、对行使权利的限制和对滥用不安抗辩权的补救措施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系。它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合同欺诈、保障交易安全、实现有序竞争的立法意图，也体现了我国合同制度与西方发达国家合同制度及国际商务合同贸易规则的接轨。
　　《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的规定，我国的《合同法》对不安抗辩权制度做出了如下规定：
“第六十八条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六十九条 当事人依照本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提供适当担保时，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优点
　　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有关不安抗辩权的法律规定相比，我国的《合同法》有以下几个优点。
　　一、对行使条件作了更充分详细的规定。
　　按照传统理论，不安抗辩权的应用应具备如下条件：（1）须因双务合同互负给付义务；（2）须合同双方特别约定一方应先履行义务；（3）须在双务合同成立后对方发生财产状况恶化；（4）须对方财产显著减少，可能难以履行。然而财产的减少并不是相对人不能履行或不愿履行的唯一原因和表现，商业信誉的丧失，技术机密的泄露以及其它诸多原因都可能造成相对人履约能力的丧失。因此传统大陆法中对不安抗辩权的行使条件仅限于“财产显著减少，有难以履行的可能”的规定就显得过于僵化，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合同法》突破了这个限制，把商业信誉的丧失作为判断相对人失去履约能力的标准之　　一，体现了诚实信用的立法原则。同时，《合同法》还通过第六十八条第四款的概括性的规定，把一切有害于合同履行的行为都包括到相对人丧失履约能力的判定标准当中，大大拓宽了不安抗辩权的使用范围，给合同的先履行方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护。
　　二、既反映了先履行方的履行权益，又充分照顾到后履行一方当事人的期限利益。
　　从《合同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合同先履行方并没有获得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对方提前履约的权利，在中止履约并尽了通知义务后，先履行方只能处于等待的状态之中，而无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约。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因为后履行方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其履约能力降低、难以履行的状态可能只是暂时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还可能恢复履行能力。如果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就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或提前履行，会对后履行方造成额外的负担，进一步降低其履约能力，这是明显不公平的。法律不能为了避免一种不公平的后果而造成另一种不公平，因此不给予先履行方要求后履行方提供担保和提前履约的权利体现了对后履行方的保护。同时，《合同法》对后履行方提供担保的行为并未作任何的限制，后履行方为了避免对方中止履行后可能造成的损失，也可以自愿提供担保。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合同法》的先进性。
　　三、进一步完善了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的救济方式。
　　不安抗辩权规定先履行方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后履行方丧失或可能丧失履约能力时可以中止对合同的履行，一旦对方提供了充分的担保，则应继续履行义务。但如果后履行方不提供担保，那么先履行方在行使不安抗辩权之后，是否可以接着解除合同呢？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的规定十分模糊。这种救济方式的不明确导致了先履约方当事人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我国的《合同法》明确规定：后履约方“在合理期限内未能恢复履行能力并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中止履行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进而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先履行方提供了明确的救济。
　　《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权制度的不足；
　　一、由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有关规定与不安抗辩权制度间存在矛盾。
　　《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条规定是由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引入的，它给与了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法律并没有限制这种权利适用于何种场合，因此可以认为这条规定对同时履行和先后履行两种场合都是适用的。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履行债务时，另一方当事人适用第九十四条规定，直接享有解除权，这与英美法系对明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是相同的。但当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时，既可以解释为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是英美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又可解释为第六十八条第四款“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这时另一方当事人只享有不安抗辩权，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等待相对人提供履约保证，但无权直接解除合同，这是大陆法系对默示预期违约的处理方法。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出现在了同一部法律里，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矛盾。如果赋予先履行人选择适用第九十四条的权利，则极有可能造成先履行一方滥用合同解除权的局面，使得第六十八条所设置的一系列旨在保护后履行方合法权益的措施形同虚设，从而损害了后履行方的期限利益。这个问题是我国新《合同法》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相关制度的融合还不够彻底造成的，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解决。
　　二、举证责任过重。
　　与英美法系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和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允许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不同，我国合同法对举证责任的要求相当严格。《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行使不安抗辩权的一方应当负举证责任，这是各国法律所认同的，但即使在市场规则比较完善的国家，要取得“确切证据”也决非易事，更何况目前我国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要掌握“确切证据”相当地困难，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因此不允许当事人有较低限度的主观判断，虽然可以避免当事人不当行使或滥用不安抗辩权，但却大大增加了当事人使用不安抗辩权的成本，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因此可以在要求先履行方负举证责任的同时，要求后履行方负一定的反证责任，以减少不安抗辩权的使用成本。
　　三、“适当担保”含义不清。
　　《合同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当后履行一方提供了“适当担保”后，先履行一方应恢复合同的履行。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给先履行一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因此应当对“适当担保”做出明确的司法解释，使法律更清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的《合同法》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和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有机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体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融合的时代潮流，代表着世界民商法发展的趋势。但是由于经验不足，《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和庭审实践共同加以解决。